前王宮美術館館長克里斯欽遇見兩則麻煩事,一是美術館行銷單位在Youtube上刊登一則挑釁的宣傳影片,關於一名金髮乞丐女孩在美術館前被炸成碎片,影片上傳後立刻引發爭議,身為館長的克里斯欽首當其衝,得要處理排山倒海的抗議聲;一是克里斯欽的皮包與手機遭人竊走,他利用手機定位功能,發現手機位於某郊區大樓內其中一戶人家,克里斯欽寫了封威脅信給大樓中每一家住戶,表明:「你這個小偷,我知道你是誰也知道你的住處,如果不把手機和皮包送回中央車站的7-11,我還會再來!」,隔沒幾日,克里斯欽找回他的手機和錢包,但同時間,大樓內一名男孩因為這封威脅信而受到父母親懲罰,為討回公道,男孩找上克里斯欽,要他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管理一個美術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錢。」

有些討論嚴肅議題的歐洲電影常會讓觀眾感覺冗長與沈悶,然而《抓狂美術館》從開場到結束,超過兩個半小時長度,驚喜不斷,幾乎每個轉折都有意思,都能彼此呼應,電影開場未久,克里斯欽聽到一名女子在街上呼救,來往行人雖然側目卻沒有人願意停下腳步幫忙,克里斯欽在一名見義勇為的路人要求下,幫忙一起對抗女子亟欲逃開的暴力男子,克里斯欽幫助女子後,發現他的手機和錢包不見了,誰偷了他的手機和錢包?見義勇為的路人或呼救女子或暴力男子或三人聯手行騙?電影中段,克里斯欽帶著他的兩名女兒們參觀即將開幕的新展覽,展覽入口有個選擇題,上頭問著:「我信任人」和「我不信任人」,兩個女兒按下「我信任人」的按鈕,朝信任的展場方向走去,信任是什麼?藝術家進一步提出問題,館場地板上有個方框,上面寫著:「如果你信任人,請留下你的錢包和手機。」,試想你是參觀美術館的遊客,你會怎麼做?留下手機和錢包,或者改往「我不信任人」的方向走去?無條件的對人投以信任,是否過於天真、傻氣、不切實際?在「我信任人」和「我不信任人」的按鈕上方,另有一排字寫著「Who are you 你是誰?」,那或許才是藝術家真正想問的問題,「我是誰」,你/妳是否會因為擔心遭受欺騙而對他人的呼救視而不見或冷眼旁觀,亦或者清楚知道潛在危險,依然願意出手幫助陌生人?




是的,克里斯欽並不完美(誰敢說自己完美呢?),一如他發表演說前,會先講一段嚴肅開場白,然後故意把小抄丟掉,改用看似真誠實則經過排練的方式重新介紹美術館的展覽(每個人呈現自我形象的手段,其實就是種行為藝術的表現)、或者克里斯欽為找回手機,而對郊區大樓的每一住戶投遞信件(全部有罪論),沒有考慮到他的行為可能引發的後果、或者,他與來自美國的女記者安做完愛後,安馬上說她要去廁所,並請克里斯欽把剛用過的保險套交給她,克里斯欽立刻有所警覺,堅持不交出保險套,兩人因為這件事有了口角,交不交出保險套,其實就是信任議題的延伸,女方是單純要幫他處理使用過後的保險套,或是對保險套裡的精液另有打算?克里斯欽為何會立刻產生警覺?安批評克里斯欽「自視甚高」,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但從克里斯欽與前妻離異的狀況來看,或許克里斯欽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驕傲,而是曾經在愛情裡受過傷才對人有所戒心?因此,克里斯欽或銀幕外的我們對人的不抱信任,到底是人類天性容易猜忌、後天環境的養成,或者,我們對他人的不信任,反映的正是我們自身的不誠實?

《抓狂美術館》的精采來自劇本將散置在片中的每一小點連結成一張巨大的網,彼此呼應連結對照;我們從電影開場的呼救女子、無所不在的遊民,一路連結到後段的美術館晚宴表演,表演開始前,宴會廳先播放一則訊息,說明接下來的表演內容會令人稍感不適,但只要不與飾演猩猩的藝術家對到眼睛,不挑釁,靜止不動,就可以安全地藏身人群中,安心地看其他人遭受騷擾(攻擊);表演開始後,現場賓客還對飾演猩猩的奧勒的每一項舉動發出笑聲,直到奧勒的行徑越來越離譜誇張也越來越具攻擊性,所有來賓立刻安靜下來,他們盯著桌子瞧,一動不動,而奧勒也在這時候選擇對一名女客展開攻擊,女客緊張呼救,卻沒有人出手阻止,這場戲看得我有些喘不過氣,如果我是那場宴會中的客人,是否也會像其他人一樣,為求自保而不願對正在發生的暴力事件做出反應?如果我選擇反抗卻沒有人出手幫忙時,我會否落荒而逃?




奧勒在這場表演中代表著什麼?一個威脅、一個令人不快的存在(例如片中出現的妥瑞症者)、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或者,一面照妖鏡,映照出每個人真正的樣子?一如克里斯欽在住家樓下碰見那位被指控偷走手機與錢包的男孩,男孩要求克里斯欽道歉(洗刷冤屈找回正義),但克里斯欽只想利用自己的「成人/威權」身分,威脅男孩閉嘴;從奧勒的表演到男孩,我們該要思考的是,金字塔頂端的富人大喇喇侵佔社會資源,剝奪下階層弱勢族群的生存空間,但人們很容易對奧勒或男孩的行為做出反應(請看弱勢族群上街抗議時,既得利益者的自私言論),但卻沒有人對安靜地進行剝削的人做出反擊(克里斯欽的職員拒絕幫他投遞信件時,克里斯欽立刻威脅職員:「我得要重新考慮你是否值得被信賴」),這背後又存在著怎樣的荒謬?

接著來談《抓狂美術館》那支引發爭議的宣傳影片,影片初衷就是要引起觀眾或認同或反感的兩極反應(有新聞比沒新聞好),而行銷團隊依據他們的數據得出一個結論:最容易獲得觀眾認同並大量轉發的影片是弱勢族群(女性、遊民、同志等)議題,行銷團隊在影片中安排一名金髮遊民小女孩在廣場上被炸成碎片,並打出聳動的廣告詞:「到底要多沒人性,才能觸及你的人性?」,影片一推出果然造成轟動;為何是金髮乞丐女孩?因為她(白人身份+幼童)更容易觸碰到社會大眾內心「最軟的一塊」?如果影片主角換成成年男性,迴響會有不同嗎?再進一步想,人們抗議Youtube上的影像令人深感不安,卻又對現實生活裡隨處可見的遊民與貧富差距等問題視而不見,難道不偽善?

同情與憐憫到底是人性的高貴表現或是廉價救贖(自我安慰)的手段?克里斯欽去7-11領取他的手機和錢包時,碰到一名女性遊民,遊民跟他討錢,克里斯欽說他沒有現金,女遊民請克里斯欽幫她點一份餐點並說:「不要加洋蔥」,克里斯欽嫌惡地看了眼女遊民,但仍幫她點了份食物,離去時,克里斯欽把三明治丟給遊民說:「洋蔥自己挑出來吧」;克里斯欽是以怎樣的態度來面對這位遊民?我(克里斯欽)為妳(遊民)買了餐點,上對下的施捨;然而,對克里斯欽來說,買一份餐點就能說服自己是個有良知有道德感的「好人」,甚或撫平些許愧咎感(對大半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那麼,這份餐點之於克里斯欽和女遊民,誰的投資報酬率比較高?




前王宮美術館新展覽《廣場》的設計理念是:「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裡頭,我們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抓狂美術館》透過展覽探討社會問題,美術館前那一小方塊「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延伸來看,網路世界的文章與影像與留言板與臉書與Ptt是「廣場」、克里斯欽女兒的啦啦隊表演場地是「廣場」(啦啦隊重視的是團體合作,只要有人落拍就可能發生運動傷害)、美術館晚宴的宴會廳是「廣場」、你我的家庭、社區、國家、地球都是「廣場」;我以為「廣場」展覽的設計理念中,更重要的句子是:追求「權利」與「義務」,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私有財產等等都是權利,對弱勢群體的照顧、對威權團體的對抗、為孩子打造理想生活環境等,則是義務,只是,人們享有權利的時候,常常忘了生活在群體社會中的我們,同樣得要實現「義務」,只管拿取權利卻不願付出義務的社會,或許就會像克里斯欽一樣,付出慘痛代價。

這是我首次觀賞Ruben Östlund導演的作品,《抓狂美術館》的劇本有趣、故事節奏掌控的很好,電影的攝影、配樂、美術等技術環節也有可觀;此外,飾演克里斯欽的Claes Bang、飾演安的Elisabeth Moss等人,皆有出色演出,我尤其喜歡飾演奧勒的Terry Notary,他在晚宴上的表現,太令人震撼也太叫人難忘,上網查了一下,原來Terry Notary就是《金剛:骷髏島》裡的金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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