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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牧影展看了紀錄片《殺人一舉》，內容講述1965年印尼政府遭軍隊推翻，為徹底根除共產主義，軍隊展開大規模屠殺行動，超過百萬共產主義者、華人、知識分 子遇害；Anwar Congo是當年知名的劊子手之一，屠殺人數超過千人；而今年邁的他接受外國紀錄片團隊訪問，一邊回憶那段輝煌、恐怖、血腥的過往、一邊透過戲中戲情節， 一步步重建與還原歷史樣貌.....！

《殺人一舉》是一部異常精采卻又讓人極度不舒服的作品，它讓我想起偽紀錄片《狗咬狗》，關於黑幫大哥僱請一組攝影團隊跟拍殺人過程，把人們對暴力與名聲的渴望給描述的不寒而慄；《殺人一舉》也讓我想起伍迪艾倫導演的《百老匯上空的子彈》，Anwar雖是殺人不眨眼的流氓惡棍，但談起如何拍攝電影，又是思緒清晰而條理分明，甚至偶有讓人驚喜的見解，宛若詩人。
Anwar在戲中戲裡，有時扮演劊子 手，有時變成受害者；某天，Anwar拍完受難戲後，他對鏡頭說：「假如這個場景放在電影結尾，觀眾會認為我罪有應得；若是放在電影開場，大家看了那些共產黨人如何殘酷的對待我，便會對我後來屠殺共產主義份子的行為感到理所當然。」；多麼精準的見解，所謂的正義，不正是由一宗宗輪迴、循環不止的報復/暴力 所構成；《殺人一舉》片中另一名劊子手也說：「歷史由勝利者書寫。為什麼現在要來討伐我們這些劊子手？假如要檢討我們行為的對錯，難道不該先討伐該隱殺了 亞伯、不該要美國白人跟原住民道歉嗎？歷史的觀點不斷在變動，日內瓦公約(註)是現今的標準，但未必是明天的標準！」；這番言論是藉口？是洞見？或在不同時空背景底下所犯的罪行，確實有著程度不一的檢視標準？



《殺人一舉》的精采很難用三言兩語簡單道盡，只能稍微提及幾個讓我很有感的橋段。
我非常喜歡影片開場，導演用柔焦鏡拍攝Anwar和幾個打扮脫俗的美麗女子站在瀑布前跳舞，銀幕外傳來導演聲音：「表情安詳一點，笑容更自然一點，要發自內 心微笑！」，這段場景直到電影中段才彰顯它的重要性，彷彿是Anwar內心世界的呈現，因為對過往感到愧咎而產生粉飾太平的渴望，以為透過美麗幻象(天 國)就能稀釋心底的不安(Anwar深受失眠之苦)。
片中，Anwar兩度前往當年屠殺共產主義份子的執行地，第一次回憶過往時，Anwar帶著近乎興奮的口吻回憶自己如何用「新方法」殘殺共黨份子，並現場跳了一段舞蹈自娛；之後Anwar參與戲中戲演出，除飾演加害者外，也扮演受害者，這巧妙的安排，讓Anwar得以從另一個角度回看過去，並讓他心境產生微妙變化，Anwar問導演：「當年被我虐待的人，是否跟我在戲裡的恐懼感覺一樣？」，站在攝影機後頭的導演回答：「不一樣吧，你知道自己在拍戲，可是他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沒有如預期得到安慰的Anwar小聲回覆：「應該是一樣吧，我有跟他們一樣的感受......」；後來攝影小組重回屠殺地點，導演要求Anwar重述/回憶當年的屠殺過程，Anwar表情不再如首次時受訪時輕鬆，他說： 「我知道這樣做不對(殺人)，但我不得不這麼做.....」，說完，Anwar忍不住反胃與乾嘔起來；明知不可為而為或迫於社群壓力而行之罪惡，可否被原 諒？逃過法律制裁者，能否逃過良心的譴責呢？



《殺人一舉》片中有個角色在「戲中戲」拍攝過程中，突然對兩位同事說：「你們當年殺人很低調，我都不知道曾經發生過這些事呢。」，他的言論引來同事不滿，他們說：「你應該知道我們做了什麼事情吧？連鄰居都知道我們在辦公室內殺人，你怎麼可能不知道？」；另外，拍攝小組訪問印尼一位握有政治實權的報社老闆，老闆表示當年共產主義份子被帶來他的辦公室，由他決定這個人該死或不該死，導演問老闆：「假如這個人真的沒有罪呢？」，老闆笑說：「只要我說他們有罪就有罪， 只須編造文章和報導，讓他們看起來罪孽深重就行了。媒體的作用就是要讓群眾憎恨他們(共產主義份子)。」
不管是鏡頭前的自我漂白(撇清沒有參與也完全不知道曾經發生過屠殺事件的男子)或是坦承作假(媒體大亨)，《殺人一舉》都像在告誡觀眾：無 論是電視、電影、報章雜誌等傳播媒體的最終成品，皆經過人為揀選，有意識地操控要給觀眾們看到怎樣的觀點與訊息，其中有真實必也有加油添醋的虛構；歷史亦是如此，勝利的一方刻意挑選對自己有利的訊息呈現給大眾，來鞏固民心與地位；然而做為觀眾、讀者、群眾的我們，該如何分辨真偽？如何能全心接受所有資訊而 不加以質疑呢？
回看《殺人一舉》裡Anwar重返殺人地點的兩樣截然不同反應，到底是表演、愧疚、反省？成了影片落幕後，心底難以抹去的沉重疑問。



《殺人一舉》不只是一部劊子手贖罪/回憶錄，更是一部見識權力單位相互掩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恐怖片。
觀眾可以在片中看到政府推崇黑幫，藉高壓統治來營造假象和平；黑幫稱自己為「自由人」，卻以剝奪他人自由來滿足利益私慾；我們也能看到人的多樣性，有人困在過往惡事而失眠、有人把過錯都推給歷史好擺脫罪惡感、還有人受黑幫威脅，只能不斷從抽屜中拿出保護費的無奈；《殺人一舉》最讓我感到驚心也感慨的一幕，是準備參選國會議員的黑幫份子沿街拜票，一名女子接下參選人的名片時說：「怎麼只有名片沒有紅利？(賄賂)」，唉，一個國家的混亂，不只是當權者貪，底下民眾同樣貪婪，看似無辜與被壓榨的群眾，也因姑息與貪婪，幫忙推動整個國族的墮落；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再難清楚分別。
電影裡，導演多次安插空間明亮、寬敞與現代化的百貨賣場畫面，攝影機不斷捕捉琳琅滿目的各類商品與客服人員穿著打扮光鮮亮麗的模樣，彷彿暗示整個印尼社會看似進步、民主、現代化與明亮(外在)，但亮光的背面卻是暗不見底、伸手不見五指的地獄啊！

《殺人一舉》由Joshua Oppenheimer、Anonymous(匿名者)和Christine Cynn共同執導，無論從歷史、暴力、人性、反省、媒體、電影等不同角度切入觀賞都有意思，可惜遊牧影展的映演場次已經結束，對本片有興趣的朋友，得等看日後有無發行DVD的機會了！

註：
《日內瓦(四)公約》包括1949年8月12日在日內瓦重新締結的四部基本的國際人道法，為國際法中的人道主義定下了標準。它們主要有關戰爭受難者、戰俘和戰時平民的待遇。

後話：
過去一個禮拜，看了些馬來西亞大選報導，關於投票過程的亂象、開票時的奇異停電消息、執政黨票數的突然暴增、大馬群眾的反應與後續發展等；回看到《殺人一 舉》裡描述的印尼亂象、對照台灣政壇的風風雨雨，我們不禁感嘆，只要有人有社會有利益與權力爭奪，就會產生許多看來匪夷所思又讓人感到無奈的事件發生。
我從來不是一個非常關心政治的人，但政治與我們始終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