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台灣社會替所有新生兒施打疫苗,可以縮短孩子的青春期,讓他們更快跨過青春期,避免情緒不穩定的青少年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問題;這項措施將台灣社會經濟推向高點,青少年幾乎絕跡;然而近年陸續出現青少年特徵病例,一代疫苗效果逐漸減弱,政府召集各方專家,制定二代疫苗研發方向,並找來陪審團與公民群眾舉行聽證會,聽取各方意見…

基因改造議題不是首次出現在戲劇作品中,伊森霍克(Ethan Hawke)和烏瑪舒曼舒曼(Uma Thurman )主演的《千鈞一髮》就討論過基因改造的優劣;OD表演工作室出品,蔡朋霖統籌演出的《克隆少年》,以互動方式探討相近議題:「如果我們可以讓下一代變得更強大更聰明更優秀,我們會怎麼做?」;《克隆少年》戲長約130分鐘,第一個小時載歌載舞加上背景解說與各組專家匯報各自意見等,看得有些不耐,撐過一小時後,進入演員與現場觀眾的「互動/討論」階段,才變得好看。

好看的點在觀眾的提問,二代疫苗該不該「增加孩子的創造力」、「抑制暴力」、「抑制盲從」、「加強同理心」等,每個題目看起來都「沒問題」,增加創造力有什麼問題嗎?抑制暴力不好嗎?當我們從不同角度切入思考問題,便會發現這每一個題目,其實都有問題,例如抑制暴力會有什麼反效果、怎樣的行為才叫盲從(倫理道德是否也需納入討論)等,接著觀眾衍生出更多問題,例如:為何是檯面上看到的題目?那些沒有被關注的議題是否不重要?或者一代疫苗為何失效?專家們的專業有多少的可信度?

《克隆少年》的疫苗主要施打對象是青少年。為何要去除(抑制)青少年的叛逆期?究竟是讓孩子更快社會化,剝奪孩子的不同可能性,或者,藉由疫苗(群體社會認定且核准的「規範」),好達到控管的目的?《克隆少年》雖是幻想劇,卻又融入現實台灣社會的情況,一方面是讓參與的觀眾產生認同感(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故事),一方面也是透過戲劇表演,影射我們每日面對的社會現象。



攝影 周嘉慧


「人們會相信大多人相信的事。」

《克隆少年》藉由戲劇演出,創造出類現實社會的樣貌:政客或專家(或電視上什麼議題都能說得天花亂墜的名嘴)的專業,很可能只是「一場表演」、檯面上被討論的議題,可能是特定人士用來鞏固自身利益的障眼法(成為打壓政治敵手或群眾的工具);《克隆少年》讓人越看越覺得荒謬卻也越看越感到熟悉,劇中的聽證會,彷彿是2018年的九合一公投綁大選的事件重演,議題經過挑選、內容模稜兩可(混淆視聽),而擁有投票權的群眾,或許有強烈的主張,清楚自己的答案,也或許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投什麼,只因親朋好友告訴你,哪幾號投YES哪幾號投NO,而他們就這麼做了。

《克隆少年》第一幕結束於專家們的提案,現場先進行一輪投票,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專家提案內容,表演結束後,演員重新詢問觀眾想法,投票結果天差地別,說明經由辯論與思考後,觀眾才更清楚法案的缺失與可能產生的後續影響,也才能阻擋有心人士利用群體對政治的冷漠,進行控管;悲傷的是,《克隆少年》的觀眾為能融入戲劇中(參與感),反覆思索與檢視表演中提出的問題,然而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常常做不到「參與」以及「瞭解」法案可能對生活帶來的利益或傷害。我以為這才是《克隆少年》想傳遞的訊息:一,別對政治冷漠(政治與我們息息相關)、二,試著了解候選人的政見(不要被外貌或標籤所影響)、三,學會聆聽不同的意見與聲音。


攝影 周嘉慧

《克隆少年》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品,它第一個小時的冗長與瑣碎(以及開場尷尬的歌舞秀),讓我很難進入狀況,但第二小時又是那麼地混亂與充滿趣味(觀眾大程度地決定了表演的精彩度),它邀請觀眾思考事情的不同面相,一如劇中提及的野百合和太陽花運動,前者被視為進步的象徵,後者視為動亂,為何有這樣的差異?或者劇中專家的背景與說法是否該被質疑?

事實上,《克隆少年》的演出可被視為一場社會實驗,通過每一場演出的觀眾投票結果,試圖了解群體的樣貌;我有注意到這場演出的陪審團(共10人,每5人一組,正式演出時會有11人),一派意見較多且討論熱絡,一派安靜鮮少發言;意見多的那一方,很多議題都沒有達成共識,反而意見少的那一組,很多提案都獲得一致共識;這其實是有趣的現象,討論,到底是讓我們更容易達成目標,或反而分裂出更多意見,最終什麼事情都無法完成;或者反向思考:現實生活中有多少法案,就是在不清不楚且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就被倉促通過?

馬上加入《克隆少年》

7/12-14實境實驗劇場: http://sc.piee.pw/DV3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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